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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降低收费。包括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等政府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支持小微企业、鼓励创业创新等其他减税措施。包括提高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将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优惠政策推广到全国，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等。

仲伟声：谢谢陶博士，下一个问题问一下罗总，因为结合陶博士对全球经济和货币政策的解析，回到有色行业，罗总，您在有色行业打拼了这么多年里，陶博士讲了很多美国的政策，包括现在的川普的政策，这么多年里面美国总统已经换了四届，全球的经贸和金融环境也曾经受到过9.11、金融危机的事件挑战，但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的波澜不断的时候，陶博士就世界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解析，加上美国贸易制裁对于镍铝市场的影响，境外的业务受到怎样的影响？您是不是觉得我们对政策的破坏性低估了，甚至是忽略了？

同样，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讲，有的行业对于年轻人的需要会比较高，比如IT等走在技术前沿的行业，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创新。但在其他一些行业，可能更需要踏实稳定、经验丰富的员工。从现实来说，是否需要更多年轻人，具有行业特性。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35岁未必是一个瓶颈，就看你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进行什么样的选择。

曾有学者做过一个简单依赖人口结构的测算，大体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单纯从人口结构来看，大概到2030年，假设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抚养比基本上会稳定在今天的水平。然而今天的水平到底是不是健康合理的水平呢？同样需要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衡量抚养比是不是合理时，劳动生产率是非常重要的：在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的时候，养一个老人需要比较多的劳动年龄人口；但在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养一个老人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年龄人口了。所以，合理与不合理是相对于劳动生产率来判断的。另外，从照料需求的角度来看，如果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比较好，自理能力比较强，那么需要的照料负担就不会那么重。所以，对于抚养比是否合理的界定是相对的，至少要考量两个方面：一是劳动生产率，二是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如果未来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大大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发展得比较好，要求的抚养比就不是今天的水平，那么，退休年龄的调整可能就会比测算的缓慢些，也就是说到2030年，不一定就要延长到65岁退休了。

对于高通而言，如果考虑到去年华为向其采购的5000万颗芯片，以及今年华为手机预计2.7亿部的出货量，华为确实是其失之可惜的大客户。更何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5G市场，除了华为之外，OPPO、vivo、小米等其他几家在全球排名靠前的手机厂商也是其重要合作方。

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市场4G用户规模为12.57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8.8%。随着vivo等一线厂家的发力，可以预料的是，用户手中的5G设备将在不久之后呈现指数级增长。在这一轮技术迭代引发的市场重构中，等着手机巨头们的又会是什么？实际上，手机终端只是当下用户对于5G最初的感知，未来5G真正的应用场景，虚拟现实影像的传输、无人机、工业互联网、车联网、远程医疗等将进入人们真实生活中。在人们关于未来的想象清单中，5G网络将成为贯穿其中的灵魂一笔。